中国书画家数据库 作品赏析 中国美术报·名画背后 | 余辉:揭开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外之意

中国美术报·名画背后 | 余辉:揭开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外之意

来源:中国美术报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以下简称《清》卷)是一件意蕴深厚的风俗画长卷,表现了北宋开封城的繁荣兴旺,这仅仅是该图的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深藏着不为人知的种种玄机。

一、不同寻常的观察视角

画家以不同寻常的观察视角,描绘了一系列交通险情和社会弊病,这超出了具有欣赏功能的创作常规,显然,画家是有所用心的,要根据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献材料,深入探索《清》卷里面深藏的历史内涵,依次解开深藏在图像中的层层密码,客观理解图像所记述的真事实情。

1.疯狂的惊马

惊马闯进郊市给全卷定下了焦虑的音符。卷首,在清明节踏青回城的一干人中的一匹白色官马(前半身因残破而缺失)受到惊吓狂奔了起来,在白马的前方是一头受到惊吓的黑驴,两个马夫在追赶,周围的人顿时惊慌起来,一老翁急忙招呼在路边玩耍的孩子回家,另一持杖老者侧身而逃,坐在店铺里的食客闻声而望,给节日伊始的图卷平添了一阵紧张的气氛,这仅仅是汴京险境的一个铺垫,预示着后面还将会发生更大的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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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设的望火楼

北宋时期东京120个坊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一直延伸到外城,每坊均设有一座望火楼。北宋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伤亡者不可计数,消防是朝野最严峻的社会问题。图中的城郊绘有一砖台,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对此有所记述,东京“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这是一座建在外城的望火楼,按当时规定:“下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五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这支专业的灭火队伍,被称为“潜火兵”。他们驻扎在望火楼下,实行军事化管理。遗憾的是,画中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上无一人守望,望火楼下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北宋末的消防系统已颓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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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惊悚的船桥险情

在北宋汴京的清明节,人们喜欢到河上观赏春水和游鱼,在《清》卷的拱桥两侧有一大批观赏的人群,可眼下的情景着实让他们大吃一惊:迎面而来的大客船上的桅杆即将撞上拱桥!这起严重险情的责任者是几个纤夫,他们本应该在离拱桥一定距离时停止拉纤并招呼船工放下桅杆,他们却一直埋头拉纤到拱桥底下。拱桥上下的行人发现了险情,大声呼救,已进入桥洞下的纤夫们闻声松开了纤绳,船工们随着松开的纤绳立即放下桅杆,船顶上的一个船夫奋力用长杆顶住拱桥横梁,使船无法靠近拱桥,船与桥的安全全系之于此。桥上和岸边百姓们都捏着一把汗,桥上有人为防船工落水,抛出绳索……

在桥上还上演了另一场闹剧,坐轿的文官与骑马的武官互不相让,轿夫与马弁各仗其势,争吵不休。拱桥上的仪轨已乱,给本已紧张的拱桥上下增添了更多的险情,出现立体交叉性的矛盾,形成了《清》卷的矛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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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峻的商贾屯粮问题

画中绘有11条专事运输粮食的漕船,成为全卷的欣赏热点之一。欣赏者都会被其严谨的绘画技艺与真实的生活气息所感染,而忽略在它们背后深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北宋初年,太祖限价售粮,据《长编》卷十三载,“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太宗控制了南方后,更是力图通过漕运和仓储来掌控粮价。为了抵御荒年和逼退商贾的势力,北宋历朝均注重在汴河沿岸营建官仓,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国粮可达九年之储。画中绘有两处装卸工卸船的场景,船主们指挥着雇工队伍卸粮,粮食被装卸工转运到深巷的私仓里,这是开春后首批抵京的漕粮,以供青黄不接之需。要注意到:画中所有的粮船没有一条是官船,也没有一个督粮官到场监运,这意味着朝政丢失了国粮的储运机会,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景况,诉说着潜在的官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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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懒惰的递铺官兵

画家在城门外画有高等级的驿站,一座木桥与院门相连,门前坐卧着9个兵卒,还有两只公文箱,显然这是一队公差,像是在这里待命多时。院子里躺卧着的一匹吃饱的白马,在等待马的主人,真实地表现了徽宗朝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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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酷的党争事件

1102年,徽宗改元崇宁,罢黜旧党,次年,蔡京下令焚毁苏轼、黄庭坚等旧党人的墨迹文集,严禁生徒习读、藏家宝之,苏轼、黄庭坚等旧党人的翰墨被焚烧殆尽。在画中的两处,车夫们将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被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张择端生动地捕捉到这个细节,反映了当时新旧党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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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撤防的城门

洞开的城门静静地等待着亡国之日。《清》卷城门没有建瓮城,无法构成防御体系,夯土垒成的城墙,四处塌陷,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城门前后、城楼上下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把守,北宋的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了。有意味的是,有几头域外的骆驼贯穿门洞,门洞口露出一个胡人模样的驭手。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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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沉重的商税

城门内头一家是税务所,门口有四个车夫运来一批装着纺织品的麻包。一个车夫进屋向税务官报税,税务官欲出具文字,门外的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官家想要的数字。一定是过高的税额引起车夫们的不满,一个车夫向他递交了一份货单进行解释,另一个车夫急得大声嚷了起来。可见,北宋的冗税制度已经激发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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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泛滥的酒患

画中的“正店”是政府授权酿造美酒的酒店。这家“正店”右侧临街的屋子是供应军酒的地方,铺里有三个御林军士卒,他们奉命前来“正店”武力押送军酒,北宋军人介入贩运和买卖也是常有的事。他们在临行前例行检查武器,正中一位戴着护腕的汉子正在拉满弓试弦,他大概刚饮完了酒,浑身爆发出力量;左侧一位正在系护腰,右侧一位在缠护腕。如果说画中还有几个肯卖力气的兵,恐怕只有这几个馋酒的弓箭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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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本应该在城门口岗位上出现的军卒却精神抖擞地现身在酒铺里,与驿站门口懒散的走卒、屋里贪睡的官员以及被“撤销”的望火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绝妙的讽刺手法体现出画家对宋军弊病的批判精神。

10.严重侵解的商铺

画中街道两边大量出现屋檐前加建的雨搭以及从平房伸展出来的遮阳棚和挡雨棚等辅助性建筑,或开设买卖,或摆摊设担,经过数次“得寸进尺”,构成了北宋几朝都无法解决的“侵街”现象,造成交通拥挤、消防通道堵塞的痼疾,且愈演愈烈。商铺甚至云集到桥面上,堵塞桥面通行,造成险象环生的局面。城门口亦拥堵不堪,无人管理,这些都是城市管理失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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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鲜明的贫富差异

张择端在表现繁华的商贸活动的同时,也揭示出汴京城极大的贫富差异。他在“游学京师”期间,想必生活在社会底层,熟悉并同情百姓的各种劳动生活。画家最关注的是苦力们艰辛劳作的场面,寄予了一定的同情。画家十分注重表现贫富对比,将困顿的贫民出行和欢快的踏青贵族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纤夫与那些在酒楼里聚餐的雅士、坐在车里的富翁和骑马的官宦人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钱的财东可当街杀死稀有的黄羊,仅仅是为了祈祷路神保佑出行的友人,喝酒喝出病的富翁与饥饿难耐的穷人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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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前朝的政治环境

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登基伊始本要器重旧党,而属于新党的起居郎邓洵武离间了徽宗与旧党的关系,使徽宗决定于次年改元崇宁,表达他转而罢黜旧党、崇尚熙宁新法的意愿。徽宗在崇宁年间(1102-1106)基本上奠定了他的统治方略,如任用蔡京为相,靡费国库,坐享天下。当时与创作《清》卷相关的政治背景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北宋较为开放的谏言环境,画中所表现的社会问题与北宋朝官的谏言以及皇帝诏令的内容基本形成了对应关系;其二是北宋后期的谏言流行着讽刺和黑色幽默的表达形式,对《清》卷的艺术构思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北宋台谏制度的确立

北宋朝政从立国之始对谏者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这来自于“文德致治”的国策。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获得帝位,是为宋太祖;962年,他又以“杯酒释兵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宋太祖的两次不流血的政治成功,更加坚定了他“儒家教化”“重文抑武”“以文制武”“文德致治”的治国理念。后世诸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铁骑的袭扰大多采取怀柔和赎买的策略,这在客观上创造了一个“与民休息”的暂稳状态,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贸易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宋太祖诏令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他继承唐朝台、殿、察三院制度,建立和完善了台谏制度和科举制度,御史和谏官各自为政,御史弹劾百官,谏官谏言皇帝,在规谏皇帝、监察执行、参与朝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激励了后世诸朝文人不断上书谏言。尤其是在徽宗朝,文人士大夫尤其关注社稷前程。徽宗一登基就明诏天下:“……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惟恐不闻,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三)徽宗在执政之初,尚能纳言,但始露偏信一方之虞,往后则逾甚。

2.北宋谏言内容

自宋真宗起,北宋政治开始偏离了正常轨道,宗教也从佛道并重渐渐蜕变为尊崇妖道,以此作为拯国之术,社会管理失控,民沸四起,军心涣散。北宋朝官在中后期的谏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中期主要是围绕着当时的变法与反变法铺开的;晚期主要是集中于徽宗的靡费与失政展开的,如采运花石纲、重建延福宫、新建艮岳等,这些已经超越了社会承受能力。有意味的是,朝臣们上诉的一些社会问题,有许多可在《清》卷里找到,如城市防卫问题、商贾侵街问题、船桥安全等,这些问题,前朝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到了徽宗朝更加恶化。张择端作为宫廷画家,多少会知道一些朝中往年以来朝臣上奏而未解决的问题,从图中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朝臣奏文的一致性来看,画家关注朝政和社会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

3.谏言手段

北宋的谏言越往后越激烈,不仅有朝官谏上,而且还有杂剧家、画家等艺术家参与谏言,这就出现了从书面谏言的形式扩展到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谏,即从“文谏”扩展为“画谏”“艺谏”和“诗谏”等艺术形式,其中最大的艺术特性就是增加了讽刺的艺术手段。

神宗朝首开“文谏”与“画谏”相结合之法。如属于旧党的安上门监守、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差遣画工李荣作《流民图》,奏报给宋神宗,以此来证明王安石变法之弊,要求废止新法。

北宋末,有百姓以上演杂剧的形式当面讽谏徽宗及其宠臣们的“德政”,如表现三教的杂剧中有讽词曰:“死者人所不免,惟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殓则与之棺,使之埋葬,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于死也如此……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深刻、辛辣地讽刺了徽宗所标榜的汴京安济坊等养老院里的种种惨状。徽宗朝开始出现通货膨胀,蔡京铸“当十钱”。艺人们为徽宗上演了杂剧《当十钱》,一顾客喝了小贩的一碗豆浆,付了一枚“当十钱”,小贩找不出零钱,引得满堂哄笑,迫使徽宗罢铸“当十钱”。

徽宗周围的文人中,也屡屡写出具有讽刺意味的诗文,即“诗谏”。如太学生邓肃呈诗《花石纲诗十一章并序》,讽谏徽宗收罗花石纲建艮岳。

由此,《清》卷中的讽谏因素绝不是孤立的,张择端以造型语言讽刺了贪饮、懒惰的官军和文官武将争道的丑态等,深受当时戏剧和文学通行的创作风气影响。可以说,“曲谏”比“直谏”更深刻、更具有内力,“艺谏”比“文谏”更生动、更具有感染力。

遗憾的是,徽宗注重绘画“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宣和画谱》卷十五)的政治功用,而《清》卷的笔墨基调缺乏明亮感,画中没有任何祥瑞之物或吉祥寓意,他并不喜欢这幅画卷,随后就赏赐给了外戚。

张择端深怀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揭示出北宋将要灭亡的种种征候。“徽宗朝”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走进了绝地,同时也是北宋的社会矛盾进入到最尖锐的历史时期,官民之间、官官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屡屡爆发的境地;与此相反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北宋的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和文化艺术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北宋开明的文治与黑暗的苛政并存,造成了社会政治发展的极不平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外部势力很容易摧毁它的政治统治。《清》卷作者张择端向徽宗诉说了内心无限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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